聖保祿的死亡與對後世的影響

伍維烈、林思川編譯

摘要:

為了配合慶祝保祿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每星期三公開接見朝聖者時,講述有關保祿的要理講授,2009/02/04是第二十講,也是結束整個系列的一講。教宗將注意力集中於保祿使徒世上生命的結束和他的殉道,同時也說明保祿的圖像的意義,和他的教導對於歷代神學與神修的影響。

外邦使徒聖保祿一直不斷地激勵人們,證明自己是基督徒,並經由他們的努力,不斷更新教會的面貌。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這個關於聖保祿的一系列教理講授來到尾聲了,今天我們要談論他世上生命的最後日子。古老的基督徒傳統一致認為,保祿在羅馬殉道。新約作品中沒有記載這個事實,《宗徒大事錄》結束時,僅報導保祿宗徒當時身為囚犯,然而仍可接待所有前來探望他的人(宗二八30-31)。

只有在《弟茂德後書》,我們看到他的預告:「因為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弟後四6,參閱:斐二17)這裡用了兩個圖像:一個是禮儀的祭獻,就是在《斐理伯書》中用來解釋殉道是基督犧牲的一部分,另一個是遠行離世的圖像,兩者加起來暗指他的死亡事件 ─ 流血的慘死。

第一個明顯有關保祿去世的見證,是來自第一世紀的90年代中期,也就是他去世後三十年。這個見證來自於羅馬教會的主教克萊孟一世,寫給格林多教會的書信。

這封書信邀請大家將宗徒的榜樣置於眼前。在提及伯多祿的殉道後,這封信緊接著講述:「因為嫉妒及不和諧,保祿決意顯示如何獲得忍耐的獎品:被逮捕七次、招致放逐、被石擊、在東西方作基督的大使,為他的信仰獲得了高貴的名聲。他在全世界宣講正義、抵達西方地極之後,他在總督前接受殉道;他因此而離開世界,到達聖所,成為忍耐的偉大模範」(克萊孟一書5,2)。

這封書信所說的忍耐,就是他分擔基督苦難的表達,他長久慷慨而持續受苦的表達,以致於他能說:「在我身上,我帶有基督的烙印」(迦六17)。

聖克萊孟說保祿到了「西方的地極」(譯注:聖經時代的西方地極指西班牙)。學者們討論:是否指保祿曾經去過西班牙的一段旅程。然而,這點無法確定。不過,保祿的確在《羅馬書》中提及前往西班牙的意願(參閱:羅十五24)。

有趣的是,克萊孟的信中連續提到伯多祿及保祿的名字,雖然後來第四世紀教會歷史學家凱撒黎雅的歐瑟伯把這兩個名字的次序對調。歐瑟伯在提到尼祿皇帝時,寫到:「當尼祿在位時,保祿在羅馬被砍首、伯多祿被釘十字架。這座城市至今仍保存著刻有伯多祿及保祿名字的墓穴,證實了這個記載。」(《教會史》2,25,5)。

後來歐瑟伯繼續提到,第二世紀初期一位羅馬名叫Gaius的長老曾經宣認:「我可以給你們指出宗徒們勝利的紀念碑,如果你們去梵諦岡或Ostiense路上,你們會發現創建教會的宗徒們的勝利紀念碑」(《教會史》2,25,6-7)。

所謂的「紀念碑」就是墓碑,就是伯多祿和保祿的墓穴。直到兩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也在相同的地方敬禮相同的墓穴:在梵諦岡的聖伯多祿的墓穴,以及在聖保祿大殿牆外,Ostiense路上的外邦宗徒的墓穴。

很有趣的是,這兩位偉大宗徒的名字一起被提及。雖然沒有古代的文件記載他們在羅馬同時工作過,但是因為他們都被埋葬在帝國的首都,日後的基督徒意識把他們看為羅馬教會的共同創始人。事實上,第二世紀末里昂的依肋內論及有關個別教會的傳承時,寫到:「一一數算所有的教會的承傳將過於冗長乏味,所以我們只要看一個最偉大、最古老、最著名的教會就夠了,就是由兩位最光榮的宗徒伯多祿及保祿在羅馬創立及興建的教會」(《駁斥異端書》3,3,2)。

讓我們暫時擱置伯多祿而專注於保祿的角色。有關他殉道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成書於第二世紀末的《保祿行實》。該作品報導尼祿皇帝宣判保祿斬首的死罪, 並且立刻行刑(見《保祿行實》9,5)。關於保祿死亡的日期,不同的古老傳統記載的並不一致,但都介於尼祿自己縱火焚燒羅馬後開始的大迫害(主曆64年7月),以及他在位最後一年(主曆68年)之間(參閱:熱羅尼莫《人物誌》Ⅲ,5,8)。

這些日期的推估,都與保祿抵達羅馬的年代有關,我們目前無法進入這個討論。更晚的傳統則企圖精確表明兩個因素:其一是指出殉道的地方在Acquae Salviae於Laurentina路上,這算最傳奇的。保祿的頭砍下之後,他的頭反彈了三次,每次都使泉水湧出,故此至今這個地方仍稱為「三泉」(參閱:第五世紀託名馬賽林的作品《伯多祿及保祿行實》)。

另外一個因素有關埋葬地點,不僅與剛才提過Gaius長老的古老記載一致,報導保祿埋葬於城外的Ostiense路旁,同時更明確指出是在基督徒貴婦人Lucina的田中(參閱:六世紀託名Abdias著《保祿殉道記》)。

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興建了第一座教堂,然後第四、五世紀之間,Valentinianus二世、Theodosius及Arcadius等皇帝大興土木加以擴充修建。1800年火災之後,在原址興建了當今的城牆外的聖保祿大殿。

無論如何,保祿的形象超越他世上生命與死亡,而更形偉大,他留下一份獨特的靈修遺產。他作為耶穌的真實門徒,成了個矛盾的記號。當他仍被所謂的ebionites(一種嚴格猶太基督徒派別)認定為梅瑟法律的叛徒時;《宗徒大事錄》卻已經顯示出,人們極為推崇敬愛這位保祿宗徒。

我現在願意擱置《保祿及德克拉行實》(Acts of Paul and Thecla)或保祿與哲學家塞內加(Seneca)之間往來的書信等偽經。重要的是確認:保祿書信很快就被納入禮儀之中,而「先知、宗徒及福音」的架構決定了聖道禮儀的形式。由於這樣在禮儀中的「臨在」,保祿宗徒的思想立刻成為歷代信友的靈修滋養。

非常明顯地,教父以及歷代的神學家,都從保祿書信及他的靈修汲取養分。數世紀以來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是名副其實的外邦人的導師和宗徒。流存至今的第一份教父對新約的註釋,來自偉大的 亞歷山大的神學家奧利振,他曾寫過《羅馬書》的詮釋,但可惜這部作品只有部分仍然存留。

金口聖若望不僅詮釋過保祿書信,也寫了七篇紀念與推崇他的文章。聖奧思定決定性的皈依也歸功於保祿;他一生不斷地回顧保祿。透過持續地與保祿交談,產生了偉大的天主教神學;基督新教各世代的神學也是如此得出。聖多瑪斯留下了動人的保祿書信註釋,代表了中世紀最成熟的釋經果實。

一個真正的轉捩點發生在十六世紀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路德生平的決定時刻是所謂1517年時的「鐘塔事件」(Turmerlebnis),也就是他突然發現一個對保祿「因信成義」新的詮釋。這個詮釋使他從過去生活中的罪惡感與焦慮中得到釋放,使他獲得嶄新的領悟,徹底地信賴天主的慈善,相信天主無條件的寬恕一切。從那時刻起,路德把保祿所指責猶太基督宗教中的法律功行正義、與天主教會的生活秩序,看為一體。在他看來,教會代表著法律的奴隸,反對福音的自由。1545至1563年間的特利騰大公會議,對成義問題作出深入的反省,依循一貫的天主教傳統把法律及福音綜合,使之符合聖經整體及合一的訊息。

十九世紀繼承了啟蒙時代的最佳遺產,見證了保祿主義再獲更新,這是發展在聖經的歷史批判詮釋的科學方法領域中。十九及二十世紀當然也出現抹黑保祿的情況,尤其是尼采嘲笑保祿的謙遜神學,以及保祿反對強者的神學。讓我們暫且不提這些,而集中注意這個世紀中有關新的聖經科學詮釋及新保祿主義等重要潮流。

這裡特別強調,保祿思想的中心概念是自由的概念:人們認為這是保祿思想的精髓,就如路德已經領悟的。然而,人們現在卻在十九世紀新的自由主義的脈絡中,重新詮釋自由的概念。然後,人們非常強調保祿的宣講和耶穌的宣講之間的差別。保祿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基督宗教新的創始人。的確,耶穌宣講的核心是天國,在保祿宣講中則轉變成以基督論為中心、以逾越奧蹟為關鍵。由逾越奧蹟而產生出聖洗及感恩聖事,作為這個奧蹟永恆的臨在,由此基督奧體得以成長,教會得以建立。

在此我們雖然無法深入說明細節,但卻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基督論及逾越奧蹟新的中心內,天國得以滿全,耶穌真實的宣講成為具體的、當下的及產生實效的。我們已經在過去的教理講授中看見,正是這個保祿的新穎表達最深刻地忠於耶穌的宣講。隨著近二百年釋經學的發展,天主教及基督新教釋經學的合一亦有進展,在歷史本來的最大的分歧點上帶來可觀的共識。所以,引發促成大公運動的重大希望,並成為梵二大公會議的核心主題。

我願意在結束時,簡短地提及一些近幾個世紀興起於天主教會內、以聖保祿為指標的修道運動。例如:十六世紀的聖保祿修規聖職會(the Clerics Regular of St. Paul),即巴爾納伯會士(Barnabites);在十九世紀有聖保祿宗徒傳教會(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Paul),即保祿會神父(the Paulist Fathers);二十世紀由真福雅各伯雅培理創辦多采多姿的聖保祿大家庭;更少不了聖保祿俗世會(the secular institute of the Company of St. Paul)。

從根本而言,在我們面前是一位不斷發光的宗徒形象,果實豐碩、思想深刻的基督徒思想家,接近他者必能得益。金口聖若望在其一篇推崇保祿的文章中,非常原創性地比較了保祿及諾厄,說道:保祿「沒有結合軸杆組建方舟,而是以書寫信函取代接合木板,故此,他不是從大水中拉出二個、三個、或五個家庭成員,而是拯救了整個世上趨於毀滅的人類。」( Paneg 1,5)

的確,只有保祿宗徒才可這樣作,並且永遠如此行動。所以,效法他的宗徒榜樣、接近他的教導,即使不能保證,也必能刺激我們鞏固每一個人的基督徒身分與革新整個教會。

文件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