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希望的傳人 聖體聖事是希望的基石

賴茂德神父專題演講系列 (轉載《見證》2007.7月號)

今天的第二個講題,我想談談:聖體聖事為何是我們希望的基石。

我駐羅馬時,其實一年有八個月在世界各地視察會士及修女。我發現有許多文化,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國家,習慣晚上找個時間大家一起唱歌。我以前最怕這個時段,因為遲早會有人起鬨說:「總會長!唱首歌給我們聽吧!」偏偏我的歌聲不美,又常常忘記歌詞,所以我就練了一首很短的歌來應付。這首歌叫做:「路上的騎士問:『你往哪裡去?』」

這是中世紀末黑死病肆虐時,所寫的一首歌。那是個絕望的時代,黑死病奪去了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社會似乎要崩潰了,完全看不到未來。這是第一段的歌詞:

路上的騎士問:「嗨!你往哪裡去?」

站在那裡的小男孩答說:「我要去見我的主。」

他一直站在那裡,久久不動。

路上的騎士問:「你往哪裡去?」

這個騎士就是魔鬼,那個男孩則代表面臨死亡的基督徒靈魂。他面臨的誘惑是以為自己哪裡也去不成。十四世紀時,人口大量死亡,甚至動搖了整個西方文明的基礎。他們面臨一個誘惑,以為沒有未來了。魔鬼問的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你往哪裡去?」我認為在我們的時代,二十世紀結束時,我們也面臨同樣的挑戰。魔鬼也問我們:「你往哪裡去?」我們也有同樣的誘惑,覺得沒有未來可言。

英國Warrick大學的Oliver Bennett教授曾說:「在第三個千年開始的時候,整個西方都得了憂鬱症,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未來的故事可說。」都市暴力愈來愈頻繁,公民秩序崩潰,貧富差距擴大,愛滋病蔓延,生態災難隨時可能發生,以及最重要的是:不同宗教間不時爆發衝突,恐怖主義又四處散播。所以這時很多年輕人會問:我們究竟有沒有未來?我們真的出現一個嚴重的希望危機。

「希望」不只是開心、快活的感覺,而是相信人類正走向一個未來。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曾寫道:「『希望』不是相信事情必會否極泰來,而是很確定:不論結果如何,都有其意義。」這種信心就是:相信我們的一切境遇,最終必然有某種意義;也就是相信生活中的一切歡喜悲傷,都能找到意義。

我剛入會時,還相信人類正走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那時有披頭四的美妙歌聲,很多國家脫離大英帝國獨立,汽車和飛機每年愈跑愈快。然後電腦問世了,而且愈做愈大,直到後來變得愈來愈小。就連英國的美食水準也提升了,你可以在餐廳吃到田雞腿及蝸牛;甚至我爸爸不注意時,媽媽就會在煮菜時加些大蒜。但是這種樂觀的美景分兩個階段消失了。

首先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這本來應該是個充滿希望的時刻,但事實上,從那時起人們不再憧憬未來。就如Fukuyama的名言:「歷史已經劃上句點。」我們看到新世代的出現,他們只為眼前而活。大家只管吃喝玩樂吧!因為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他們盡情歡樂,大筆消費,卻沒有希望。所以很矛盾的是:柏林圍牆的倒塌反而使人類對未來失去信心。

之後又發生了第二件事,我們才剛紀念過這個歷史轉捩點的五週年,那就是911事件。這回我們找到一個未來的故事了,但這個故事不說也罷,因為這是所謂反恐戰爭的故事,除了暴力和破壞之外,什麼也沒承諾。這是一場幾乎不可能看到結束之日的戰爭。

有人會說:我們的下一代就只能在兩個未來故事的陪伴下成長,一個是宇宙從開始的大爆炸到最後大寒的故事。到那時,整個宇宙會變冷,只剩下一片死寂。在這個故事裡,人類根本無足輕重,而這個故事也沒有許諾會給我們的生命帶來任何意義。另一個是反恐戰爭的故事,這個故事只會帶來更多的戰爭與衝突。

正因為如此,對基督宗教來說,現在可能是一個美好的時刻。如果修會的會士能找到並分享活出基督徒希望的方法,就能滿足這個世界的渴求。基督徒的祖先常常充滿希望,沒錯,但從某個角度來看,那種希望在當時那個樂觀的社會,並不太受人注目,因為在基督徒的希望之下,社會本身就有一股樂觀信心的浪潮。當時的社會相信自己正走向一個物質充裕的光明未來。基督徒的祖先則以為這條路還會延伸更遠,領我們到天國。可是現在我們要提供的希望是一般人沒有的,相當珍貴,也不靠世俗來支撐,不但清新,更能滿足人心。

但要怎麼做呢?剛才我談到人類現在已經非常悲觀了。我們能提出另一種未來的故事嗎?我們的確相信善必能勝惡,也相信天國的來臨,一切死亡和痛苦必會結束。但問題是:我們找不出一個故事來告訴別人這件事要如何發生。我們也沒有任何特殊管道,可以預知未來的一百年或一千年,人類將遭遇到什麼。我們不能拿著默示錄說:「大家別擔心!已經過了五個災禍,後面還有兩關。」我們不比別人更知道未來。

更何況,我覺得不知道更好,因為二十世紀就是被那些自以為知道人類未來的人,搞得生靈塗炭。那些知道人類要往哪裡去,也知道怎麼走的人,包括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和波布,在人間開闢了殺戮戰場。幾年前我到高棉,金邊的主教帶我去波布罪惡館參觀,在那裡死了十萬人,牆上掛滿了受難者的照片,他們都很年輕,只有一個人活著出來。十萬人中只有一個倖存。所以我們沒有未來的故事也好。反正人們也不會相信,年輕人對於任何宣稱知道未來路線圖的人都不信任。

不過我們確實有一張走向未來的路線圖。就是每個主日所講的最後晚餐的故事。而很矛盾的是:那也正是門徒心中未來故事幻滅的時刻。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門徒們一定有些對未來憧憬的故事在支撐著他們。我們不確定是什麼,也許是反抗羅馬,復興以色列,耶穌君王是勇猛的戰士。不管他們原來的故事是什麼,結果都沒了。猶達斯出賣了耶穌,伯鐸即將背叛祂,其他的門徒也將倉皇逃命。面對耶穌的苦難與死亡,他們說不出什麼故事。在這個除了苦難,沒有其他故事可說的時候,耶穌沒有給他們另一個故事,只是拿起餅來,祝謝了,分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祂給他們的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記號。

這裡有一個矛盾:身為基督徒,我們聚在一起,紀念最後晚餐的故事。這是我們的故事,讓我們找到生命意義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記載的卻是一個沒故事可說的時刻,未來消失了,希望也落空了。我們的團體聚在一起,圍繞在祭台前,所紀念的時刻竟然是一個團體瓦解、希望落空的時刻。我們團體的創立故事竟然是一個所有故事都幻滅的故事。這是基督徒信仰中心的一個矛盾。

可是矛盾的還不只這個!這些事件被最美麗的文體─福音─記下來的時間,似乎剛好碰上未來故事又再次崩盤。耶穌復活後,門徒建立了教會,到處宣講福音,遭受迫害。當他們碰到困難時,總是說:別擔心!耶穌就要來了。主後七十年,教會在羅馬被迫害,伯鐸和保祿都死了,門徒彼此出賣,就連教會似乎也快垮了,可是耶穌還是沒來,一點跡象都沒有!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教會面臨的希望危機有多嚴重,因為耶穌沒來,或者我們該說祂來了,卻不是在光榮中降來,而是在福音中降來,在瑪竇、馬爾谷、路加和若望福音中降來。

因此每次我們聚在一起舉行感恩祭時,就是在紀念第一個基督徒的希望危機,門徒們失去復興以色列的故事,但耶穌把祂的身體當成禮物,給了我們,與我們有更親密的關係。在第二次危機中,耶穌沒有在光榮中再度來臨,但祂用更親密的方式來了,把自己放在福音的禮物中。所以現在我們該知道:身為基督徒,我們不能畏懼希望的危機。因為教會是在希望的危機中誕生的。我們每個主日的感恩祭就看到危機的誕生。所以我們不要怕危機,危機是我們的糧食,讓我們年輕。而且在每次危機之後,耶穌都會以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更親密的方式來到我們中。

我們來看看在那個晚上生了什麼事?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交給祂的門徒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和眾人而捨棄的。」耶穌做的是給了一個記號,一個有力的標記,也是我們希望的聖事。

最後晚餐是兩股力量衝突的時刻:一股是政治、宗教權威的勢力,這是一股粗暴、不用言語的力量。這股力量強行帶走了耶穌,把祂關起來,羞辱祂,最後更釘死了祂。比拉多就是憑這股力量對耶穌說:「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釘你在十字架上嗎?」(若十九10)但整個耶穌的故事,尤其若望福音所記載的,是另一種力量。那是一種記號的力量,話語的力量。耶穌給過很多記號:水變成酒,開啟瞎子的眼睛,讓啞巴說話。這不是魔法的力量,好像祂是魔戒電影裡一世紀的甘道夫,而伯鐸是佛羅多。

所以在每一台感恩祭裡,我們都看到兩股力量在對峙:一邊是粗暴蠻橫,強者的力量,另一邊是溫和、任人宰割的耶穌,祂只有記號的力量。祂對比拉多說:「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比拉多回答說:「什麼是真理?」可是他根本不等耶穌回答,他不需要,因為他有軍隊。

所以感恩祭表達我們相信意義必能戰勝暴力,生命必能戰勝死亡。這種意義及真理的力量在我們這些在工業革命後長大的人眼中,似乎很荒謬。工業革命後的世界是用蠻力建立起的,靠的是蒸汽與煤礦的力量、電力、最後甚至動用原子彈的力量。我們的社會受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左右,這些力量都在為帝國的勢力效力。我想在座有英國人,我們英國人從十八、十九到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受一個信念主導,那就是「我們是上主的選民」,我們用盡一切力量,來維護這個神話。現在美國人也繼承了這個神話。在這樣的世界裡,如果主張記號和話語更有力量,好像不太有說服力,有沒有意義,只是你自己想的。在這樣的世界裡,宗教必須費一番功夫,才可能被人認真看待。史達林就曾問過一個很有名的問題:教宗有幾個師的坦克軍隊?

但我們的世界在變。的確,在台灣就可以看見各種跡象,顯示工業革命的結束,新的網路科技興起。以前的重工業已接近尾聲,我們活在一個波蘭社會學大師Zigmut Bauman所謂的「流動的現代性」的新世界。這個世界裡流通的不再是鋼和煤這類重工業產品,而是形象、標誌、象徵、記號。所以在這個新世界,基督徒強調記號和象徵力量的奇怪作法,看起來可能不會這麼笨!大家還記得天安門廣場上,以肉身阻擋坦克的那位男子吧?在一個小時之內,他就震撼了全世界,也搖撼了中共政府。所以如果我們找得到希望的記號,我們就能改變世界。

那些計畫911攻擊的恐怖份子當然很明瞭這點。他們造成的人命傷亡及財物破壞,可怕到無以言喻,但最厲害的是:這是一個有力的象徵,利用最具代表性的現代溝通工具─噴射機,來撞擊軍事及金融的通訊中心。這是一件有濃厚象徵意味的暴力事件,代表不要溝通,拒絕所有和解的話語。也因此如果想要回應他們,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其他只談創造,不談破壞;只談寬恕,不談暴力的行動,能讓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共融的行動。大家可以想想看紐約那些不顧自身安危,在斷垣殘壁中救援的消防隊員,還有在那一天喪命的他們的神師方濟會的Michael Judge神父。我們必須成為能製造希望記號的人。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小例子。有些美國道明會士為了紀念911事件一週年,決定發起守齋一個月的活動,只喝水。參加的有會士、修女、及一位在俗道明會友,另外有些人只短暫加入一段時間,像我就是,還有人參加幾個禮拜。這是個減肥的好機會!我們計畫把這個變成一個象徵性的活動,所以印製了很多宣傳小冊,裡面引述了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日本神道的守齋禮儀,讓人知道守齋是普世性的做法。令我驚訝的是:守齋的意義大家一看就懂,就連年輕人也懂,除了有一位青年每天跑到我們那裡吃漢堡和薯條,那漢堡聞起來還特別香呢!許多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也加入我們一天三次的祈禱。人們會懂這種象徵性的動作,這個動作會說話,我們不需要解釋。

雖然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行動似乎沒起多大作用,也沒有紀錄顯示布希打過電話給布萊爾,討論取消戰事,因為有一群道明會士在紐約守齋。但我還是要說:就因為透過這種關心我們所言所行意義的活動,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天主有改造力的恩寵,能進入世界。天主需要的只是一些小小的記號和動作,這些小小縫隙就可以讓恩寵進來。

耶穌沒有開啟所有瞎子的眼睛,只治好幾個瞎子,但那是一個記號。耶穌也沒解決所有酒不夠喝的婚宴難題。但這些記號讓我們看出:天主說了一句有創造或再造力量的話。有時候很奇怪,就因為一些動作本身非常微不足道,反而能說出更有力的話。

去年我參觀了金邊的一間愛滋病收容所,是由一位美國神父吉姆經營的。他們每天都到街上帶回幾個垂死的人,一直照顧他們到死。我在那裡看到一個瘦到只剩皮包骨的年輕人,雖然走訪過世界各地的愛滋病收容所,可是從來沒見過像他這麼憔悴的。這個人可能再過二十四小時就死了,但他們正在梳洗修剪他的頭髮。他臉上流露出極大的平安,讓我感動落淚。有人可能會問,這樣做有什麼意義?能改變什麼?但是,就是這個小小的行動,讓人看到愛戰勝了仇恨,天主的光榮進入了世界。

莎翁名劇「威尼斯的商人」中,波霞說:「這支小蠟燭的光能照多遠,一個善行的光芒在這邪惡的世界就能照耀多遠!」耶穌也說:你們對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對我做。所以我們不要擔心我們的記號太小,天主的記號通常都很小,但這些記號能開一些小窗戶,讓恩寵可以進來。特別在這個時候,世界充滿了緊張。我們要問:在台灣該給哪些記號?台灣有哪些傷痕?有哪種仇恨或分離是你們要克服的?我們要如何做出耶穌在最後晚餐給的哪種有治癒力量的記號?

我願意和各位分享幾個例子。每年我都盡量去盧安達和布隆迪走一趟,因為那裡爆發了嚴重的胡圖族和圖西族的族群衝突,也因為那是我認為最苦的地方。我想要去鼓勵我們在那裡的會士、修女,帶給他們希望,但其實是他們給我希望。每次我離開布隆迪時,都比剛抵達時更懷有希望。有一年我想去視察布隆迪北部的一個道明會隱修女團體,因為搭車太危險,所以打算搭聯合國有時會有的小飛機過去。可惜因為暴動愈演愈烈,聯合國決定撤離,所以我們只好祈禱,相信天主會化險為夷。那趟旅行真辛苦,途中有軍隊把我們攔下來,不准往前走,因為前面有戰事。我們看到一整輛巴士的人都遇害了。在夜間前進時,也遭到射擊。整個國家都是一片焦土,屍橫遍野,所有的作物都燒光了。可是後來我們看到遠處有一片綠色山頭,那就是隱修院所在之處。

裡面的六位修女,有胡圖族的,也有圖西族。這是少數幾個可以讓兩個族群和平共處、相親相愛的地方。他們的家人幾乎都在這場大屠殺中喪命,只有一位年輕的初學生還有家人倖免於難,可是我們在那裡時,又接到她家人慘死的噩耗。每當有消息傳來時,她們總是一起聆聽,這樣才能分享一切發生的事。慢慢的,各個團體的人都聚集到她們的教堂祈禱,也開始在這塊安全的土地上耕種,結果就造就了一片焦土中的綠地,也成了希望的標記,讓人看到仇恨是可以克服的。

我再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例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以色列時,想要帶去一個與猶太人和解的和平記號。很多猶太人認為教宗的來訪只是浪費時間,說些空話而已。但猶太教的一位辣比告訴我:教宗做了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他到了耶路撒冷的哭牆,在那裡祈禱。他沒有做任何公開發言,只是靜靜地在這個象徵以色列被毀的地方祈禱。整個以色列都看到了這個記號。那位辣比說:「我們所有的懷疑都消失了,只看到在這牆邊,我們團結一致,共同承擔這個兩千年來的重擔。這個記號將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新世界。」所以這個記號真的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建立了友誼。所以我要問你們:在台灣能做哪些記號,讓人看出愛能克服仇恨?

我想再提最後晚餐的最後一個重點。當耶穌在最後晚餐給這個記號時,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未來可言了。連耶穌都將要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為何捨棄了我?」可是當祂拿起餅來,分開交給門徒時,不僅指出有未來,從某個角度來看,更可說未來在那一刻已經開始了。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因為我們渴望的永恆不是死後才開始的,而是現在就進入了我們的生命。每當我分享天主的生命,每當我們以愛戰勝仇恨時,永生就開始了。就如十四世紀道明會士艾克哈特所說:「什麼是今天?今天就是永恆」。因此面對死亡,耶穌和門徒們依然吃喝宴樂,因為永恆在那一刻進入了他們的生命。

我再稍微提一下我想到的幾個例子。我參加過的聖誕前夕禮儀中,最感人的就是1995年在巴黎那次。當天的聖誕彌撒是專為遊民舉行的,地點在巴黎市中心的一頂大帳棚下。主祭神父是一位西班牙道明會士Pedro Meca神父,他也像遊民一樣露宿街頭,一個星期只回會院一次,洗個澡,飽餐一頓。當天所有被遺棄的、無家可歸的、還有無業遊民都受到邀請,結果來了一千人,真是一場歡欣踴躍、甚至有點醉意的慶典。彌撒中的祈禱都是自發性的。祭台是由紙箱搭成,慶祝耶穌今天為所有以紙箱為家的人誕生了。

當Pedro神父拉開酒瓶的軟木塞,奉獻葡萄酒時,群眾們歡聲雷動。之後每個人都享受了一頓豐盛的大餐。那是一個天國的標記,跨越了貧富的界線,道出了現世天國的喜樂。所以在絕望的人中,我們能給什麼記號,讓人看到天國的喜樂?

再提最後一個例子。2002年4月我到開羅訪問。當地的院長帶我到開羅市內,一個觀光客不曾去過的地方Mukatam。那裡住的都是拾荒者,大約有30萬人,因為開羅是個大城市,有四千萬的人口。很多拾荒者都是基督徒。這是我去過最髒最臭的地方,就連小孩看起來也像老人,在街邊有氣無力地踢著足球。每天他們趕著驢車到市區撿垃圾,回來後加以分類,看看有沒有可以保留或回收的。但在回家的路上,他們可以望見城市上方的峭壁。有一位波蘭畫家在峭壁上畫了幾幅很大的光榮記號,包括基督復活、耶穌升天、以及在光榮中再來。他們回家的時候,看到這些記號,就會想起他們不但是Mukatam的市民,也是天國的公民。這也是一種在現世說出天主話語的方法。

每次我來台灣,都感覺到這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國家。你們繼承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同時又充滿年輕活力。這種組合在天主內也可以找到,天主是萬古常新的。聖奧斯定曾說:「天主比任何人都年輕!」我們會變老,但天主永遠比我們年輕。希望所表達出來的就是天主永遠的年輕,永遠的生氣蓬勃。法國詩人Peguy在一首關於希望的詩中,發現他九歲的女兒正好可以代表希望,「希望就像這個小女孩,不斷在重新開始。」

我們每年都過生日,慶祝自己又大了一歲,這時最容易想起我們愈來愈老。但在慶祝基督生日時,我們慶祝的是天主像嬰孩般降生在我們中間。我們不會說耶穌今年已經2004歲了,而會說祂是個新生兒,因為天主永遠像新生兒般降生在我們中間,祂永遠是開始,永遠是清新的。

我在盧安達慘遭滅族屠殺後,回到那裡。一位在那裡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加拿大道明會士,帶我去看已淪為廢墟的住所。他的許多朋友都死了,一生的心血似乎也都毀了,我只能陪著他一同流淚。但第二年的聖誕,他寄給我一張抱著兩個胖嘟嘟的盧安達嬰孩的照片,背面寫著:「非洲的未來有望了!」既然我們每年都慶祝耶穌聖嬰的誕生,我們也可以說:人類的未來有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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